环亚平台

癸卯学制:中国义务教育的最初尝试

[编辑:永太净化设备经营部] [时间:2019-05-28]

  中国义务教育制度的拟议和提出,起源于20世纪初,并以张之洞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为标志。《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颁布且在全国普遍实行的学制。它的颁布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办教育无章程、学校无体系的状态,确立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奠定了我国现代学制的第一块基石,该学制也首次明确提出了义务教育的思想观念,并作出了义务教育免费的规定:“官设初等小学,永不令学生补贴学费,以便贫民,庶可期教育之广及”。但当年世界范围内义务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是资本主义社会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而清政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效仿西方全面实施义务教育是不可能的,清朝官员也深知,在我国还处在兴办学堂之初,就提出仿效国外实行义务教育,这只是对各地官绅的一种“竭力劝勉”而已。——编者

  中国近代的新式教育,是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开始的。洋务派提倡新式教育,兴西学,先后在全国创办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西方军事技术和自然科学的新式学堂30多所。1898年6月起,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取得光绪帝的支持,进行变法维新。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采纳了维新派的计划,发出了几十条改革命令,有关教育的就有很多条,比如:废八股,考试策论,借以选拔“体用兼备”、“通经济变”的人才;筹办高、中、小等各级学堂,兼习中学和西学;要求各省将所属省、府、州、县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地方自行捐办的义学、社学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并励绅民办学,等等。

  尽管变法维新运动很快就失败了,但它在教育方面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一、维新变法遗留下来的京师大学堂和设置专职教育行政官吏的开始,标志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进入了创立阶段。二、各地公立学校从此快速发展,尤其是人设立学校得到很大鼓励。三、到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为缓和国内外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开始实行自上而下的所谓“新政”。新政内容涉及很广,千头万绪,但教育改革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其中“兴学堂、停科举、游学”是一个突破口,当时朝野上下都非常强调教育改革的重要与必要。1901年8月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称“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新政时期,教育变革最重要的三件大事是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设立学部。1902年8月15日,时任管学大臣张百熙制订《钦定学堂章程》正式颁布,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颁布的学校系统文件,史称“壬寅学制”,这一学制虽经公布却因尚不完备,加之当时清廷内守旧势力的反对而并未实施,但它是新学制的先声。

  当我国处于办洋务、废科举、兴学堂、建立新学制的漫长时期里,各国以及亚洲的日本大都普遍实行了义务教育。以日本为例,自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是一场整体的社会改革。教育改革是维新变革、文明开化的重点。它取消了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教育,逐步建立起了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培养政治、军事、经济、实业人才。日本政府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动员全国力量,不遗余力积极推进。1871年7月,政府创设文部省,负责协调管理全国的教育事业。1872年8月,以法国为范本的新学制诞生,建立起了西方式的国民教育体系,“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到1905年,日本国义务教育普及率达95.6%,已与西欧、美国不相上下。在学制的统一规范下,日本各级各类教育逐渐克服各种矛盾,呈现有序、协调的发展态势。中国与日本有相似的文化传统和近代命运,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更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可资学习的便捷的榜样。“学西洋不如学东洋”,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全面学习日本的时期。

  在教育方面,清政府某些官员参照日本学制,草拟清廷有关文件时便及时使用了“义务教育”、“强迫教育”这样的词语。1902年,清朝《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开始初步体现义务教育的思想,它规定:“儿童自6岁起受蒙学4年,10岁入寻常小学堂修业3年。俟各处学堂一律办齐后,无论何人等皆应受此7年教育,然后听其任为各项事业。”

  1903年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奉命入京主持制订新学制。张之洞之所以能够参与主持制订新学制,主要是因为他在湖北的办学成就和制订了湖北省区学制的经验引人注目、受人称赞。1904年清廷批准了张之洞《奏定学堂章程》(因1903年为旧历癸卯年,故时称“癸卯学制”)。这个学制内容较为详备,它设计了一整套学校制度,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级,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基础。

  在《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的《奏定初等小学章程》中进一步明确:“外国通例,初等小学堂,全国人民均应入学,名为强迫教育;除废疾、有事故外,不入学者罪其家长。”在《奏定学堂章程》的《学务纲要》中还明确写道:“初等小学堂为养正始基,各国均任为国家之义务教育。东西各国政令,凡小儿及就学之年而不入小学者,罪其父母,名为强迫教育。盖深知立国之本,全在于此。”这便首次明确提出了义务教育的思想观念,并把义务教育和强迫教育视为同义概念:“乃是普国人而尽教之,不入学者有罚。各国所以能强者,全赖于此。”

  癸卯学制把小学教育设为两级九年:初等小学堂五年和高等小学堂四年,两级都得单独设置。初等小学堂设学宗旨是“以启其人生应有的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为宗旨;以识字之民日多为成效。”初等小学堂收七岁(即满六岁)以上的儿童入学。必修学科有八: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随意科有图画、手工。每周上课三十小时。

  初等小学的教学方法,规定为“以讲解为最要”,并注意“循循善诱之法”,纠正了以前专重死记、死背的教学方法。章程中也规定了尽量不用体罚——“只可示威,不可轻施,尤以不用为最善”。小学堂普遍实施班级授课制:“同一学级者,讲授时同为一班”。初等小学堂的类型为:府厅州县之各城镇,酌筹官费,速设初等小学以为模范,至少小县城内必设初等小学二所,大县城内必设初等小学三所,各县著名大镇亦必设初等小学一所,此皆名为初等官小学;一城一镇一乡一村各以公款设立,或以捐款设立及数镇数乡数村联合设立者,均名为初等公小学;一人出资独力设一小学堂者,名为初等小学,均遵官定章程办理。小学堂的办学经费通过多种渠道筹集。官小学,由政府酌筹官费解决,不令学生贴补学费,以便贫民,庶可期教育之广及。公小学的经费来源,各地如向有义塾善举筹事经费,皆可酌量改为小学堂经费;小学由个人独资办理。癸卯学制还对小学堂的环境、地理位置、添置教学设备、教学仪器等作出明确而规范统一的要求。

  1905年清政府学部成立后不久通令全国设立半日学堂,专收贫寒子弟,不收学费,不拘年岁。1907年3月8日,学部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明确要求女子入学接受教育,分女子小学教育为初、高两级,修业年限各为四年(1904年“癸卯学制”中由于受重男轻女观念影响,并没有将女子教育专门列出,直至1905年学部成立后才将女子教育列入学部职掌)。陶行知先生曾说:“1907年3月8日这一天是中国女子教育最可纪念的一天,因为女子教育在学制上占领位置,实从此日起。”1911年,学部规定全国义务教育年限为四年,并拟定了具体实施方法。自然因为不久爆发的辛亥革命,这个规定便徒有其文了。

  为了尽快地普及教育,推行癸卯学制,清政府和地方热心教育人士也注意到充分利用原有的教育资源,逐步改良原有塾,引领它们接受新的教育观念与教学方法,使之逐渐成为初等或高等小学堂。1905年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塾改良总会,规定初等塾至少须授修身、国文、讲经读经、算术四科;高等塾,除上述四科之外,还应加习历史、地理,高级班还可酌加格致和体。这样塾的教育内容便基本与新式学堂接轨了,大大加快了教育普及的进程。

  另外,就初等小学堂来说,如“办学所需经费多则立学甚难,课程繁则师资不易,读经卷帙太多不能成颂,国文时刻太少不能勤习”,那么小学终将难兴,教育普及终将难上加难。于是当时政府注意到了教育政策的调整,比如将原来小学堂分为完全科和简易科两种改为三种,即保留五年制完全科,而将简易科分为四年制与三年制两种,同时对于学科课程与授课时刻表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减少读经的课时,增加国文的授课时间等,总的目标是适当地降低小学教育的程度,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小学教育。

  作为晚清重臣,癸卯学制的主持制订者张之洞本人一直视普及教育为中国最要之政事。普及教育需要筹措大量经费和培养大批师资。他先是提议由地方税项下分别提用所需款项,继而“责成各省提学使劝令各士绅将空废庙宇设法改建为学堂”。为了稳定师资和培养师资,他又提出“所有各省学堂监督、教员应一并改为实官,以资激励,并对任职15年以上素无失误的退休教习分别给予原薪俸的一半或授为学官的励”。

  清末新式教育在《癸卯学制》的规范下能够逐步推进,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到政治人事、政治地缘因素的影响,它的推动力量直接来自具有新思想的地方官员与乡绅名流。以湖北为例,自1889年起,张之洞曾长期在此担任湖广总督,由此湖北成为新政活跃的基地,并一跃而成为全国新教育的“示范省”。以“兴学育才”为中心,湖北全面推行新教育,广建新式学堂,包括方言学堂、军事学堂、实业学堂、师范学堂等,初步形成了一个从蒙学、小学、中学到大学,有相应学习年限、课程设置、毕业出路等规定的新式学校教育体系。到1906年全省已有小学堂1219所,中学堂16所。湖北还成立了第一个省级教育行政机构——“湖北全省学务处”,在教育经费的筹措和管理、师范学堂的创办及大力推行普及义务教育等方面,都对全国起到示范作用。这与张之洞在湖北多年任官积极实施“教育强省”政策是分不开的。

  而在江苏、浙江这些社会风气开化较早、社会资源比较丰富、社会结构已经变化、经济条件一直较好的沿海地区,受西方新思想影响较多的知识分子教育家群体与同样具有新思想的地方绅商结合起来,也已成为新式教育推动的重要动力集团。由于许多士绅在晚清沿海通商之后投身实业成为实业家,这样在江浙地区便呈现出由社会力量主导、由官、商、绅集团联手推进的更为社会化的新式教育普及模式。以浙江为例,据1909年统计,全省官办学堂仅209所,而人创办的学堂有225所,众人集资创办的学堂达1506所。新式教育的推进与普及,需要大量的长期的资金投入,因此,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开明绅商成为了新式教育的捐资主体,对地方教育发展与人才培养起到了无比巨大的作用。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无论是学校制度还是教育行政制度,基本上都是从外国、特别是从日本模仿过来的,没有顾及本国的具体情况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既是学制制定者的一厢情愿与一腔热情,也是晚清政府迫于各方压力实行所谓“新政”的敷衍塞责与无可奈何,更重要的是当年晚清政府财力不足,根本无法支撑全国义务教育的财政负担。但1904年新学制颁行全国以后,很快便成为清末新政时期各省兴学的范本,掀起了全国各地兴办新式学堂、推进教育普及的第一次高潮(现今许多国内著名的百年历史的中小学校即是创办于癸卯学制颁行前后的那几年里,一批日后闻名于世的教育家此时也均纷纷献身在中小学教育的第一线,如张伯苓、蔡元培、徐特立、陈宝泉等)。以小学堂为例,1907年,全国小学堂总数34650所,学生总数918586人,1908年小学堂总数41379所,学生总数为1192721人,1909年小学堂总数为51所,学生总数为1532746人。由此可以说,癸卯学制开启了中国教育体制的近代化进程,大大推进了中国新式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其所代表的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方向无疑是进步的和积极的。

上一篇:人造肉概念股票

下一篇:没有了